家里最不受重視的女孩，27歲，偷偷買房

“倘若一個女人決意要寫小說，她必須要有錢，而且還要有一間屬于她自己的房間。”這是作家弗吉尼亞·伍爾夫在《一間自己的房間》中最出名的一句話，這也是楊敏從小以來的夢想。

楊敏是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孩，從小到大，父母的資源就一直向著弟弟傾斜。弟弟在高中時，父母就為他買好了婚房，但工作多年的楊敏卻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。關于買房，媽媽更是直言不諱：“女孩子結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，這個錢能省就省。”

楊敏不是沒想過從家庭里獨立出去。985大學畢業后，她野心勃勃去到了上海、成都，進過互聯網大廠內卷，也去過嘗試過邊工作邊考研，但這些努力都沒能幫助她在城市里扎根。最終，她選擇回老家的國企工作。

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，就是楊敏回家后的第一個計劃。27歲那年，她瞞著父母貸款、交首付，看著房產證上的名字，楊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底氣。

但沒想到，這卻成為家庭矛盾的導火索，因為一套房子，母親差一點就要和她決裂了。

女孩子不用買房

我從成都回來后，就一直想買一套自己的房子。不為別的，就想擁有一段自己獨處的時光。

三年，我存了6萬，加上2016年開始買的理財保險，每年都會強制存2萬，我口袋里已經有了20萬，付了一個小房子的首付。

然而在三個月后，有一天我下班回家，發現母親陰沉著臉坐在沙發上，茶幾上放著我的房產證。我還沒來得及張口質問，她先發制人，“你一點都不尊重我！你買房子不帶我看，不問我的意見，背著我就買了！你還把我當你媽嗎？”

接下來，像大多數中國父母對兒女的指控一樣，她細數了一遍自己從小到大對我有多好，來襯托我的無情無義和不尊重人。

聽到這些話，我一面感到震驚，一面感到委屈。在買房之前，我不止一次和媽媽嘗試過溝通，可除了無休止的爭吵，永遠沒有其他結果。

一棟正在建造的房子和起重機，過去幾年，很多縣城加大對房產的開發 / 圖蟲創意

第一次和母親提起買房，是在我剛回老家的第一年。我看好房子后被她劈頭蓋臉地訓了一頓，她嫌我選的位置不好，選擇的理由太幼稚，再加上當時我也沒有存夠錢，只好乖乖接受了批評。

后來我又看過好幾次房，每次母親都會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拒絕：“現在房價太高”“疫情期間市場不景氣”“等二十大開完看看政策”......

在2021年時，我估摸著再有一年應該就能存夠了，終于鼓起勇氣告訴她，“媽，我可能再有一年就能存夠首付，最近要開始看房了。”

她一反常態地說了句：“好啊，那你去看唄。”我腦中閃過一絲喜悅，卻不敢問她原因，生怕多問幾句她又會改變想法。

很快，我看中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房子，上班只需要五分鐘步程。本以為這次母親不會任何理由拒絕我了，沒想到她聽完后，把手里正在干的活一扔，轉頭告訴我：“不是不能買，而是沒有必要買，女孩子結婚直接住男方的房子就好了，這個錢能省就省。”

這一次，母親終于亮出了底牌，我也明白了，原來她之前說的同意只是敷衍。

“我明確告訴你吧，只有兩種情況可以買房，要么你一輩子都不結婚，要么你離婚了一個人帶孩子，到時候我直接給你買一套房子！否則休想！”

不用想就知道，這根本是她給我畫的大餅。母親非常希望我早點結婚，而且在她的觀念里，這兩種情況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。

結論很明顯，我媽這輩子是不可能同意我買房了。于是在這次爭吵后，我就決定了要自己買房，而且我不能告訴他們，我要偷偷地買。

不止是買房，楊敏連裝修都獨立靠自己解決 /視覺中國

在2022年11月，我去到售樓部，用我攢的20萬交了房子首付。房子只有40平米，剛夠一個人住，但拿到房本的那一刻，我好像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氣。

回到家后，我還是小心翼翼地把房產證隨機夾在了衣服里，藏在了衣柜的最深處。沒想到三個月后，母親就在幫我打掃房間時發現了它。

家里最不受重視的女孩

我家有三個孩子，姐姐比我大六歲，弟弟比我小一歲半，我是女生，又是老二，從小在家里最不受重視。我出生時，媽媽大出血，又碰上生育政策查得嚴，所以一生下來就被抱回鄉下了。

直到二年級結束的那個暑假，父母終于把我接到了城里的寄宿學校。倒不是專門給我換學校，而是當時弟弟該上小學了，父母想送弟弟去這個學校，但又覺得他年齡太小，想有人照顧他，所以干脆把我一塊送過去了。

寄宿學校一個月送我們回家一趟，但我最不期待的就是每個月的回家日。回到家意味著面對三個根本不熟的家人，我每次都因為叫不出口“爸”“媽”，到嘴邊的話又硬生生憋回去，那種尷尬的氣氛讓我對所謂的“家”完全沒有歸屬感。

老家的春天

父母對弟弟的偏愛并不藏著掖著。上三年級之前的那個暑假，那時我剛回父母家，一天晚上吃完飯我把自己的碗拿去廚房洗了——這是在鄉下姥姥姥爺家培養起的習慣。沒想到我爸很生氣地一拍桌子，說我應該拿全家人的碗去洗。

相比之下，弟弟只是比我小一歲半，他吃完飯甚至都不會把碗送到廚房里，也從來沒有人讓他幫著收拾任何東西。我當時很害怕，只好乖乖地把碗拿去刷了，在這個陌生的環境里，我本能地用順從當作自己的保護色。

相處的時間越久，越頻繁地感受到類似的不公平。爸爸媽媽有時開車帶著我和姐姐、弟弟出去玩，我們三個孩子坐在后排，我最先上車，坐在了靠窗戶的位置，姐姐和弟弟為了爭搶另一個靠窗的位置就會開始吵架。

他倆一吵，爸爸就會呵斥“你倆別吵了”，然后從后視鏡中拋給我一個嚴厲的眼神，“你去坐中間。”雖然我不想坐中間，但我也不敢反駁，只能默默地挪過去。

小學畢業后，我去小姨所在的初中念書，當時小姨是我班主任，我和她的小女兒住在她家。常年寄居在別人家里，我自然地對周圍環境有種不安全感，漸漸地，我變得性格孤僻、膽小、畏畏縮縮。

小姨應該是發現了我的性格缺陷，在上初二的一天晚上，家里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時，她把我叫到了客廳的沙發上聊天。她看著我的眼睛，告訴我“丫丫，你不要覺得自己在家里不受重視……人生的幸運與不幸不是父母對你愛得多少來決定的，而是自己決定的......”

現在看來，這都是些老生常談的話題，但當時的我，卻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，內心突然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，我感動得一個勁地流淚。

在我心里，小姨一直是個包容、獨立的女性。她的婚姻并不算幸福，姨父是個自我且家庭觀念弱的男人，很少為家庭付出。在這種喪偶式家庭中，小姨一個人撫養兩個孩子，但從來都沒有一點怨言，對待我也和對她自己的孩子一樣。

在住進小姨家之前，我一直不愿意去直面父母重男輕女的這件事，或許是在她的影響下，我也開始變得寬容，不再計較父母對我的愛比別的孩子少，也不再膽小怯懦，我漸漸開始有了一點自我意識的覺醒，意識到我也可以憑借自己的努力來逃離家庭。

逃離家庭計劃

從小到大，我的成績都算比較好的，也是家里三個孩子里唯一考上985大學的。因為我知道這個是父母最驕傲的一點，所以讀書的時候總是神經很緊張，生怕自己萬一考不好會怎樣。

上大學后，每天堅持去早讀，但是漸漸地，我發現身邊的人好像都很松弛。比如室友早上沒有課就不會早起，她們會用一整個周末的時間休息、看劇。

我反問過自己，這種差異是因為什么，后來發現，雖然逃出了高考的壓力，但家庭的壓力卻伴隨著我走到了大學。

同學的家長在打電話問他們在做什么時，他們會很大方地承認自己在看劇，而每次母親打電話問我最近在干什么時，我都只敢匯報自己的學習情況，不然母親一定會覺得我不上進。這種壓力就像沿著一條無形的軌道行走，時間長了，竟然也很難脫離了。

大學畢業后，我開始了新一輪逃離家庭計劃，這一次，我滿懷著必勝的決心。

在上海的蝸居

21歲，我懷著一腔孤勇去大城市闖蕩，到上海的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。我在徐匯區的一個老舊逼仄的弄堂里，和別人合租了一間一室一廳的房子，每個月三分之一的工資都付了房租。安頓下來之后，我卻被公司告知，自己實際需要報道的地方在浦東，于是上下班擠地鐵變成了我的日常。

以前我很喜歡坐地鐵，喜歡看形形色色的人在地鐵中不同的樣子，但在見識了上海的早高峰后我才明白，原來我喜歡的只是寬松有位置、沒有汗臭味的地鐵。我每天早上八點出門，晚上九點回家，舟車勞頓，日復一日，即使累得小腿打顫，也要為了節省開支，回家后大晚上做好明天要帶到公司的飯。

大學時想象自己以后在一個寫字樓里上班，穿著商務裝健步如飛，是一件很帥的事情，但真正開始工作后，商務精英被打回社畜原型，我突然意識到原來當小鎮做題家的那些年，我瘋狂刷題渴望的生活，并不是這樣的。

但我還不甘心就這樣回老家，于是我趕著9月份校招還沒結束，從上海辭職去了成都，應聘別的工作。我在報社做了半年時間編輯后，看到身邊大家都在考研，也抱著從眾心理想試試，又辭職找了一個私人博物館的工作，在職備考。

博物館的薪資3000元一個月，但工作很清閑，每天八點上班，下午四點下班，工作包括遛狗、聽雨、打麻將、擺龍門陣，偶爾去盤點藏品。突然間，我發現我很享受這樣清貧但是安逸的工作。

我還記得2018年冷風颼颼的冬至前一天，館長任性閉館，帶著所有人去喝了一鍋熱乎乎的羊肉湯，那時候我好像明白了——原來我想要的不是大城市里的高薪，不是無休止的加班，不是老板口中的大餅，而是這樣一種閑散又無聊的時光，不用竭盡全力，也能活得開心。那晚圍坐在熱騰騰的食物蒸汽里面傻笑時，我恍惚間感覺自己身在老家樓下的羊肉湯店。

博物館的池塘

后來我考研失敗了，又嘗試過很多離奇的工作，比如在編程公司做品牌策劃、在連鎖健身品牌做新媒體運營等等，這些工作到最后都沒有做下去。

那時，我已經25歲了，到了長輩口中應該穩定下來的年齡。父母經常打電話催我趕緊回家，找一份安穩的工作。我一次次失敗的逃離計劃，好像也加快了我的覺醒——與這些壓力相比，以前我千方百計想要逃離的家庭，是唯一能給予我庇蔭的避風港。

19年底，我通過考試成為了家鄉一家國企的文員，轉年疫情來了，我也算踩著點脫離了市場上的搖擺，進入了相對穩定的軌道。

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

回到老家后，和父母住在家里，他們既是我的父母，又是房屋的主人，我寄人籬下，經常會受到他們的管教。

每次提出自己想買房的事情，父母就會靈魂拷問我：“你在家不是也有自己的房間嗎？你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也不會打擾你。”除了時不時的被管教，生活習慣不一致也讓我有一種很不自由的感覺。我在房間可以關門，但爸媽也可以隨意進入；如果晚上11點燈還亮著，媽媽會過來看我怎么還不睡覺；甚至現在27歲了，還不敢當著他們的面喝可樂，只能偷偷在樓下喝完再上樓。

自己在家嘗試做糖葫蘆

父母不同意我買房，其實我早有心理準備。十幾年前，我弟弟上高中的時候，父母就已經給他買了一套房子，而且就直接告訴我這個房子是給他結婚買的。那時我也在上高中，還不太懂這些世俗的東西，覺得房子沒什么了不起的，以后靠自己也能買。

我一直認為自己追求一種“向下走的自由”，最明顯的就是我不再去爭論家庭對我的不公平了，而是自己說服自己，然后放棄改變父母的想法，接受這樣一對有局限性的父母。

如果我努力抗爭，爭取到至少和弟弟差不多的一套房，好像更符合當今的女性主義。但在我的觀念里，父母的錢永遠是他們自己的錢，跟我沒有任何關系，他們愿意給誰就給誰，如果給我弟弟讓他們更加安心的話，那就給他。我也經常想，雖然他們從小給弟弟物質上的支持更多，但是在教育上也沒有虧待我，他們并不是不愛我，只是愛得沒有那么多，我能勸自己接受這樣的現實。

理智上，我恨家庭不公平地對待了我這么多年；情感上，我又放不下父母養育我的恩情，而且我很依賴家庭的溫暖，所以最后選擇了一種最為平靜的解決方式，就是和解。

我媽在意房子的商品價值，她覺得我買房時行情不好，日后房價會跌，但我在意的只有屬于我的獨處時光，這段時光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。

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意味著每天下班后，我知道我要走進一個屬于我自己的空間，我會很輕松地騎著自行車，順道買點吃的，計劃一下晚上看什么電影，到家后可能會泡個腳，拿出早上冰鎮好的飲料，打開電視，就那樣看著。

周六早上起床時，內心也會很安靜，因為自己要自由地計劃這個周末了，但是在家的話，時間會不由自主地被房子的主導者支配，比如爸媽會讓我去干洗店拿個衣服，或者去接送一下我的外甥，我的計劃就會被毫不留情地打碎。

小城的月亮

作家弗吉尼亞·伍爾夫在《一間自己的房間》中寫到：“物質對于創作力的重要性，歸根結底不是物質本身在起作用，而是物質能給予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。”這句話對我很重要。不管怎么說，先要讓自己物質層面的身體獨立出去，才能談精神上的自由。

我的房子快要裝修好時，媽媽主動提出要給我一筆錢裝修房子，但我沒要，因為不希望自己的底氣會變少。我希望自己的所有東西都是靠自己得到的，那樣會讓我實現真正的獨立。

因為資金有限，我的房子都是最基本的裝修，只添置了咖啡機和一些花花草草，其他的正在一點點朝著我想要的樣子改變。之后我的房子里會有一張大書桌，我會慢慢開始創作我的小說，即使我知道自己寫不出什么像樣的作品，但這是我一直堅持的一點理想主義。

在這個簡單的，只有40平米的房子里，我在一點點構想未來的軌跡，如何變得更加自由、獨立，然后把父母留在我身上的影子，慢慢全部抽離。

就像伍爾夫鼓勵女性的那樣，“我希望你們能用寫書或別的方法掙到足夠多的錢，去四處旅行，去無所事事，去思索世界的未來或過去，去看書、做夢或是在街頭閑逛，讓思考的釣線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。”

作者小洲| 內容編輯百憂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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